说到十大开国元帅之一的徐向前，或许名声不显但战功卓著，这位军事奇才，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也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令人疑惑的是，这员猛将在1940年离开了山东战场，远赴延安，后来五年间都未打一仗。战场正值用人之际，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说到当时徐向前卓越的作战能力，这就绕不开他的

游击作战方略

。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徐向前就是游击战争的高手。他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粉碎了一次次“围剿”，先后为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丰功伟绩。

出色的实战背后，是徐向前的军事思想与作战理念。他在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的前提下，贯彻游击的战略战术，又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有效战法。

尤其是来到敌后抗日战场后，他将游击战的战术运用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结合地形特点，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山”理论。

山地游击战的关键是有山地作依托，那么在平原地区打游击，相应地就要建造“人山”。这个著名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在特殊战场条件下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

那么，要如何把散漫的人民造成团结的“人山”呢？要对人民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说服、宣传组织等艰苦工作，让每个人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聚集起千百万真心拥护革命的群众，造起“人山”。

如何用好“人山”打好游击呢？需要注意一些关键点。

第一，把人烟稠密的村庄，作为游击队辗转活动的依托。可以隐蔽行动、可以秘密企图、又可作为埋伏袭击敌人的据点。不过村庄可以作为袭击的掩护，但不能做敌人进攻时固守的据点，以免群众遭到报复。

第二，组织骑兵游击支队和脚踏车游击小组，适应平原，兵力小而灵活，作远距离活动，这对于施行突然袭击、炸毁敌人疏于防卫的土工建筑场或仓库，是有相当大作用的。

第三，游击队组成不宜过大，以便机敏隐蔽，但需要有基干游击队组织，在周围或繁殖、或组成、或分遣小游击队，进行侦察、警戒、迷惑、牵制、截断交通等，配合基干部队作战。

第四，游击队根据地或休整场所，要多取几个，且相互间有很好的联络，以便主力迅速突击或转移。

这些战法深入结合地形与战区具体特点，快速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加强了对战争的有效支撑。

先是在晋东南，后又到冀南平原和沂蒙山区，每到一地，徐向前都积极创造“人山”工程，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放在首位，使抗日武装力量一天天壮大起来，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1940年，徐向前离开沂蒙、离开了抗日前线，等到重返战场，已是1947年，在这期间则一直无缘作战。究其原因，应该是机缘巧合下，徐向前的意外伤病与毛主席的用人安排，两相交织的结果。

意外伤病

1939年的徐向前，在带领军民打开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后，奉党中央的指示，于6月奔赴山东战场。

山东本身具备不错的基础，徐向前等人到来后，一次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迅速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到1940年底，已经发展到了90多个县政权、150多个区政权，当时的国民党将领于学忠也是既震惊又佩服。

徐向前待在山东的这段时间，算起来仅仅一年，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努力与成果有目共睹，期间同时还指挥了大小战斗200多次，消灭日伪军和顽固派4500多人，八路军和基干武装发展到8.3万人。

1940年6月，徐向前接中央通知，离开山东前往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山东军民都盼着徐向前早日回来，他也抱着重返前线的想法，怎料后来意外的伤病，一再影响他着重返战场的愿望。

从山东沂蒙山区到延安，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不过是几小时或者几天的事，但那时是在抗战的烽火中，绝非易事。

徐向前和他带领的50多人，经过200多天的艰难跋涉，于1941年元旦前夕才到达延安。

当时为了参加党的“七大”，一些来自其它抗日根据地的代表中，还有几十人是没能到达延安的，在同日伪的遭遇中长眠于漫漫旅途了。

抵达延安没几天，他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主席肯定了徐向前在山东工作的巨大成就，最后也告诉他，“七大”推迟召开后日期还没确定，让他先好好休息、学习文件，抽时间给大家多介绍敌后的情况。

2月，中央要向山东派一批干部，徐向前亲自骑马送行。路上一匹马受惊狂跳，徐向前躲闪不及，被马踢中，左腿胫骨骨折。从此腿部肿胀，经常低烧卧床。

本身骨折就需几个月的恢复期，加上要治疗低烧，更是拉长了他的养病期。

当时医疗条件差，病员营养缺乏，但徐向前还是不肯收军委送来的物资，认为即使有困难他也可以自己解决，毕竟是艰苦时期，还有很多其它地方更加需要救助。

说起徐向前的健康状况，其实早在山东战场就已显露端倪了。

当时他为抗日战争和军队建设劳心费力，有时会头疼起来，难以忍受了就用手枪敲敲头，缓解一下痛苦。至于这个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自己也说不清了。

徐向前当时的身体情况，显然不适合千里迢迢冒险重回山东，毛主席也就让其它同志更多地负责了对山东战场的领导。

这段时间里，徐向前一直卧床养病，不过他也不肯闲着，当时他经常找从山东根据地来的人谈话，询问情况、提出建议，也曾亲自起草发往山东的电报，提供战略思路。

躺在病床上半年多，他也写了不少文章，发展军事思想与理论，如《敌寇在华北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地方武装》等。

此外，“七大”尚未召开，代表们仍在分批向延安集中，为迎接党的“七大”做好思想准备，党中央安排先组织高级干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徐向前和叶剑英、李涛等被编在高级研究组，每天学习内容很多，有时听报告，有时小组讨论，有时安排自己读书看文件。结合学习，徐向前还和一些同志积极回顾根据地建设情况，讨论过去重要的战略决策。

到1942年5月，伤还没完完全全养好，他又被任命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为保卫党中央和联防军的建设辛勤工作。

1943年春，在毛主席的安排下，徐向前出任抗大校长，全力投入建设和培养人才的教育工作，两年多的努力下，迎来了教学和生产的新面貌。

1944年7月，徐向前因患肋膜炎住院，病情严重，高热不止。在延安，没有足够的医疗器材，缺乏良好疗效的药物，甚至也没有必需的营养保证，他只能以极大的毅力与病魔搏斗。但还是由于患病，连党的“七大”都未能出席。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党员。

自这次患病以后，徐向前的身体越来越差，之前就有的偏头疼也不断复发，对待抗大日常工作以及其它工作，只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心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迎来了最后的胜利，但徐向前则是在这年的4月间因病住院，高热持续两个多月，身体十分虚弱。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将，迎接抗战的胜利时是在病床上，那种又是兴奋喜悦又是遗憾怅然的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徐向前得知抗战即将胜利之时，也曾向前来看望的毛主席请求出战，觉得再不让他上战场，就没仗可打了。

毛主席安慰心急如焚的徐向前道：“身体还未痊愈，还是继续安心静养，以后国民党是不会叫你闲着的。”

那时的毛主席已经预见到抗战胜利后的内战危险，一再提醒全党和军队高级干部，精神上要有所准备。

在主席的嘱托下，徐向前顽强地同疾病展开斗争，以革命军人的高度组织纪律性，无条件地服从医生的“命令”，医生一句“戒烟”，让他一下子就真把几十年的烟瘾给戒了。

在与病魔的顽强搏斗下，病情逐步好转，1945年冬天，徐向前出院了，在延安枣园继续休养。期间他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每天阅读文电、战报，参加重大会议，悉心研究、分析战局和中央军委对各解放区作战的指示。

后来，在蒋中正的进攻之下，1947年徐向前等人转移到了绥德，心系前线的他请命前往太行解放区，中央复电同意后，他很快就向山西进发。

1947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上任后，他迅速合作担负起内线作战、消灭阎锡山军队、解放山西的任务。

到此时，是徐向前自1940年阔别战场后的第一次回归。

两次受任

除了身体抱恙，本身无法奔赴战场高强度指挥作战以外，从这几年间毛主席对徐向前的两次重大任命，也可看出彼时领袖的用人考量：

除了战场，还有别的地方同样急需徐向前

。

一是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

，二是

抗大

。

1942年初，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务，这年5月，徐向前被任命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这样一来，原先还准备返回山东的徐向前，至此留在了延安。

在这个时候组成联防司令部，是斗争形势的需要。对此，朱德总司令找徐向前谈话，传达了毛主席的分析与考虑，确定下徐向前分管的工作任务。

当时，我军兵力只有对方的十分之一，接下来也很可能将要面对第三次反共高潮，面对的困难非常之大。因而目前的方针就是，巩固内部、沉着应变，做好应付最困难、最危险局面的准备。成立联防司令部，就是为了统一晋西北和边区的军事行动，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

而联防司令部在1942年的任务，主要有三项：整风、精兵简政、发展生产。

目的是巩固自己、渡过难关。谈话过后，徐向前立即和贺龙、高岗着手组建联防司令部，抓了三件大事。

第一是

精兵简政。一来深入教育、统一思想；二来裁并领导机构，紧缩机关，充实连队，改变头重脚轻的现象；三来妥善处理编余人员。精简下来的干部，或送学校培养，或转生产部门，至于年老体弱或其它不宜留队的人员，则发路费复员回乡。此番精简整编后，队伍基本达到了毛主席提出的具体要求。

第二是

制定军事区防御计划。从战争中打出来的徐向前，深知战略准备的重要性，而陕甘宁边区的形势，则更是需要早作军事防御计划。对此，徐向前在勘探调研的基础上，研究部署，布置任务。同时加强部队，保证随时能够开赴河西、保卫边区，并大大加强地方武装和自卫军的训练，以便随时准备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第三是

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边区财政经济异常困难，为这件事，毛主席专门找过徐向前谈话，要他集中精力，抓好留守兵团的生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努力减轻人民负担。留守兵团从事生存始于1938年秋，很大地改善了生活，1942年底，毛主席在报告中对部队参加生产，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被征服的物质基础。”

回首再看，任参谋长期间的徐向前，凭借着一系列利落且直击要害的措施，卓有成效地帮助我军度过了那个困难的阶段，大幅提高了防御和生产上的保障，其发挥的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

到了1943年初春，徐向前还在照常审查生产规划、检查春耕准备之时，迎来了毛主席交予他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去抗日军政大学做代理校长。

当时抗大总校即将搬回陕北绥德县，缺个代理校长，徐向前早先是师范生，又是黄埔生，而且他当时的经验、能力，也都适应这一工作。徐向前还是推辞，觉得自己无法胜任：“顶好让我去打仗。”

毛主席相信自己的安排，对他说道：“抗大要你办，仗也要你打。现在，你去办学校。将来有的是仗打，我们还要总反攻！”

也劝他说，办学和打仗一样，是逐步可以学会的，让他先组织起领导机构，接下来的事情也就自然有办法了。最后，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毛主席跟徐向前明确了，要他去抗大的目的，就是“培养干部，准备反攻”。后来，徐向前出任抗大校长，卓有成效地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大事。

一方面是对抗大进行整编，端正思想，整风审干。徐向前本着“精兵简政”的原则和教学需求，整编机构、统一编制、调配干部，充实教学一线工作。

整编基础上，思想教育、整风审干得以更高效地开展起来。基于学校各级领导对学员情况的了解，运动之初，注重在学习领会文件上打好基础，而后让运动比较健康地转入了对照检查的阶段。

另一个方面是开展生产，自力更生。学员多达6000余人，此外还有教职员工，吃穿住怎么解决？训练环境和用具如何改进？要像边区部队一样，自力更生，边学习边生产。

对此，徐向前一面建校，一面招生，后来又一面开展生产，包括农业、商业、作坊和其它副业，学校全年收入近300万元，物质生活和办学条件得以改善，抗大的战斗力也大大提高。

有联防军工作经验在前，不论是整编整顿还是开展生产，在徐向前手上，应该都是驾轻就熟的，事实上他也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第三方面是组织学员转入正课学习。1944年6月正式颁发抗大第八期的教育计划，其中结合以往七期的经验，提出了7条教学原则：

1.根据敌后作战的需要决定教学内容；

2.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照顾对象的特点，要因人施教；

3.军事、政治、文化教学既要按比例进行，又要相互结合；

4.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5.教学与生产相结合；

6.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7.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

此外，结合同志们最关心的问题，即抗日战争何时转入总反攻阶段，徐向前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中央指示精神，预感到两三年内必有大变化。因此他们将抗大第八期的学制暂定为两年，包含预科一年、本科一年，分别设置军事、政治、文化课程的具体安排与比例。

事实证明，这些教学原则、学制调整、学科比例上的安排，都是适应抗大学员实际基础，也符合当时对日作战具体需要的。

1945年5月后，徐向前还患病卧床之时，党的“七大”召开完毕，接着，抗战大反攻开始了，第八期学员提前毕业分赴各个战场，抗大出色地发挥了为大反攻输送人才的作用，徐向前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

最后，几年间远离前线的徐向前，虽未实地指挥作战，但在这期间，也在抗日战场的防御与生产保障，战争的人才输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毛主席了解其能力与特点，妥当用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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